On the day of China’s Lantern Festival, 8 February, Shen Ming was making sweet dumplings, the traditional festival delicacy, at his home in Wuhan in China’s Hubei Province. From time to time, he would raise his head to watch the local news on the television to get the latest on the COVID-19 outbreak.
His paid particular attention to the new traffic restriction measures. Unlike most people in the city, who stayed indoors all day because of the lockdown, Shen Ming needed to go out almost every day—he is a volunteer who is driving people living with HIV to pick up their medicines from hospitals during the outbreak.
Shen Ming had planned to drive someone to Jinyintan Hospital in the afternoon. Just enough time to have the sweet dumplings, he thought. As the water began to boil, his phone rang. A colleague from the Wuhan Lesbian, Gay, Bisexual and Transgender Center asked him if he could drive another two people to get their medicine right away. He said yes. “You see,” he said. “It will save me a lot of time because I can drive three people to the hospital in one go.”
He switched off the hob and put on a protective suit and mask. “Never mind the sweet dumplings. I can cook them later,” he said. “Besides, I can have a video call with my parents while I’m having the dumplings in the evening.” Read more via UNAIDS
送 药 人
2月8日，元宵节。在这一天，一家人和和美美地吃完象征着团圆的汤圆，传统的农历春节就进入了尾声。但没能回到老家浙江、留在武汉的申明，看了看窗外的天气，云朵层层，太阳偶尔洒下些许阳光。起床后，他一边听着疫情播报，一边准备亲自做些汤圆，也算是一个人过了节。
原计划申明下午要送一位A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以下同）去武汉市蔡甸区金银潭医院取药。已经封城17天了，没有人能适应曾经喧嚣、叫嚷、闹哄哄的武汉变得安静、空旷、失去烟火气。而疫情并没有得到控制的迹象。
看着锅里的水花渐渐翻腾，手机忽然响了，临时又有另两位A友想上午去取药，社群组织的工作人员问申明是不是方便现在出车去接送。
申明算了一下时间，现在出门，从自己住的小区到A友的小区、再到金银潭医院，再返回，基本上就需要出发去接下午预约好的那位A友了。“这样也好，可以省下口罩，而且回到家里也只需要冲一次澡，比较省事。”
申明回复了信息，关掉火，开始穿衣服、防护服，戴口罩。而汤圆，等下回来再做吧。也许吃汤圆的时候，还可以和远在浙江的父母视频，“他们一开始很不同意我留在武汉的。”
不回家过年
提前一个月，申明订好了1月22日下午返回浙江的机票。在武汉一年半的时间，这是他第二次准备带着武汉特产回到浙江的乡下老家。一向喜甜的父母偶尔吃一点武汉的火辣食物，觉得挺新鲜有趣。
1月20日，正在整理行李的申明接到了准男友的信息，“你这两天怎么样？”申明先是一愣，上一次见面还是两天前，他们约在长江边散了步。两人接触三个多月了，彼此都有好感，只是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来确定关系。
还没等申明回答，准男友又发来消息，“我爸爸基本上确诊了。妈妈和我也都开始发烧。我们现在准备去医院，如果有床位就会住院了。”短短几分钟，对于申明来说，仿佛是很久以前那次高危性行为之后，被告知要赶快去做检测一般。
1月20日起，武汉市内已经越来越多的人出现发热迹象。民众之间口口相传，这一次的肺炎来势汹汹。虽然那时申明还不知道这次的疫情被称为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肺炎，但眼下他最担心的是需要赶快确诊，以便决定要不要回家。
1月21日。“我没敢去市内的医院，”当时申明还不确定如何更好地保护自己，“我选择了位于不算市区的金银潭医院。开车要半个多小时。去做了检查后，医生认为我没有感染，建议我在家观察。”幸运的是，直到今天，申明也没有任何感染的迹象。
申明成长在极为注重传统和家族团圆的村落，不回家过年，几乎等同于大逆不道。1月21日那一晚，他没有睡好。在别人看来不过是不回家过年，对于他来说是对父母的反抗，“他们还不知道我是同性恋，就算我不出柜，可能也面对着不结婚或者以后更多次的过年不回家。”申明想试试。
马上就三十岁的他，以有可能感染新冠肺炎为理由不回家，也得到了家人的同意。
在退掉了机票的22日，申明做了一件换做以前一定不会做的事：他去了寺庙，为准男友和家人祈福，希望他们早日康复。
而这些似乎还不够。在1月25日，申明报名成为了一名专门接送A友的爱心志愿者司机。“因为我很幸运吧！报名的那一天，我就看到小区里小超市的店主发了朋友圈，说他那里还有口罩，我立刻去买了二十个。”他觉得自己准备好了。
你也是感染者么？
1月20日后，武汉的天气阴雨连绵，这让很多人心情更加压抑。越来越多的医护人员从全国各地奔赴武汉，不断加入对疫情的抵抗中去，申明在浙江老家的父母每天都在和申明联系，时不时还会埋怨他为什么要留在武汉。
而在申明承受着压力的时候，第一个接送A友的任务到来了。申明更没想到的是，在接下来的一周里，要开近五百公里，这几乎是平时两个月的开车公里数，“如果不是封城，武汉的交通其实很糟糕，经常堵车。”申明每天都乘坐公共交通上下班，只有周末偶尔才会开车去市郊爬山。
第一位A友来自上海，武汉是他这次长途旅行的最后一站，A友的计划是在1月23日下午回到上海。武汉封城，他被迫留了下来。
申明虽不是A友，但在他看来，A友在确定感染的时候，身体已受到重创，“如果再断药，意味着他们要面对第二次伤害。”这是申明对断药的理解，也许不够准确，但他真切地感受到了他们的害怕、忧虑和恐慌。
这是申明第一次载着A友去武汉市艾滋病定点医院金银潭医院取药。那时他还没有防护服，能保护自己的只有口罩。
这位来自上海的A友虽然是第一次异地取药，但在打了很多电话后，他也提前完成了准备工作，得到了武汉同志中心的指导，进一步联系到了金银潭医院的医生。这也几乎成为了每个异地取药的A友要经历的准备过程。
申明将车开到指定地点时，A友已经站在路边等待了。那天申明戴了三个口罩，后来这让他有些心疼，毕竟口罩是珍贵的防护物资。那两天在接送时，申明会将驾驶位的车窗摇开，关闭车内空调，让空气流通起来，减少疫情感染的概率。
申明到了医院才发现，艾滋病门诊并没有和发热门诊在一起，而是单独位于走廊的尽头，甚至不需要经过发热门诊。
1月26日、27日，武汉的天气依旧阴沉，时不时下着小雨。武汉同志中心的工作人员在得知申明的情况后，为他送来了防护服和口罩等防护用品。
从第二次接送A友前往金银潭医院起，申明不再像第一次那样紧张。他会陪同病友走到走廊尽头，然后在艾滋病门诊的门口等待就诊和取药。
三四次后，申明甚至可以告诉这些因为封城而滞留在武汉的异地病友，“沿着这条走廊走到头，最里面的就是门诊，在那里取药。”
由于疫情的影响，艾滋病门诊的医生不断提高效率。一些常规的一线二线药物组合可以直接在门诊领取。特殊的药物需要医生开出处方的，耗时会久一点。但通常都会控制在每个A友在十五到二十分钟内能够拿到一周到半个月的药物。
最多的一次，申明载了三位A友前往医院。那天，有五六位武汉本地的A友也在门诊就诊和取药。申明在医院门外等待了一个多小时。
为避免飞沫传染，通常A友们在车上是不会讲太多的话的。反而看完门诊、取到药物以后，一方面要等待其他人，一方面得到一周或者半个月的药物供给后心情也轻松了些许，大家会站在比较空旷的地方聊聊天。
“你也是感染者吗？”几乎每一个A友都会问申明这个问题。
“我不是。”申明老实回答，但他认为，对于A友的关怀，不应该只来自于A友本身，艾滋病只是一种慢性病，“大家都是普通人。”
“我把你删掉了”
疫情、封城，成了压在武汉人心上的巨石。对A友来说，又比别人多了一样：艾滋、断药。很多滞留武汉的A友，哪怕是本地人，也经常夜里睡不好，心里总像有事。也许申明不愿呆在家里默默承受封城带来的无形压力，也许他觉得忙碌起来会让人心里更加轻松。
2月1日，在已经接送了十余位A友取到药物的申明眼中，封城十天的武汉更显得安静和困苦。路过汉口解放大道，除了路边大楼上面写着“武汉加油”，几乎没有什么灯光。最繁华的武广商场只留下了一块广告牌还在亮着，其余的地方一片暗淡。武广大楼没有点亮的2020装饰，是之前跨年的时候装饰的，很漂亮的外墙灯饰，现在仿佛被撕落了外套，孤零零地立在阴冷的天气中。
这天，申明从社群组织处得到的最新任务是接送一位异常安静的A友。这位A友全程带着防护镜和口罩，身穿防护服，言语极少，一直沉默着坐在后排。等到A友取到药物、返回家中，换做别人都会轻松很多，但他仍然表现得异常紧张。
在接送A友取药的过程中，申明不会主动询问对方的姓名，更不会打听其家庭住址。一次，申明到达了A友指定的小区门口，等了近二十分钟，对方才磨磨蹭蹭地出来。从那一次开始，申明会主动添加要接送的A友的微信，避免失联。毕竟正如同一位志愿者司机说过的，“我们这是冒着生命危险出来的。”
回到家，申明正在做饭的时候，这位异常沉默的A友忽然主动联系申明，客客气气地说了很多道谢的话，申明还没明白他的意思，对方忽然说道，“我把你删掉了。”
申明觉得很委屈。虽然做志愿者不是为了让别人感激，但这种不信任感让他今天的奔波似乎有些可笑。“也许他自己也接受不了感染了艾滋病，也不希望像我这样的陌生人知道他是一个A友。”哪怕别人什么都没做，对内心十分惶恐的A友来说，也是一种潜在的威胁。
申明没有告诉准男友自己做志愿者的事。这段日子，准男友和家人都入院治疗。“他平时很少看手机，大部分时间我们就是在微信上约好见面的地点，”申明说，“这一次，我却只能在微信上陪他。我不敢告诉他太多不好的消息，怕他更有压力。每天我都是把治愈人员的数量、看到的一些能鼓励人的视频发给他。”
一开始准男友发烧咳嗽，身体不舒服，每天最多回复三五条信息。到了1月底，他逐渐康复，“也习惯了在微信上和我聊天。这也算是这次疫情改变了我们俩的交往模式吧。”
直到2月3日准男友出院，申明才告诉他自己做志愿者。
“要不要我去接你？你们去住院，你也没让我去送。”准男友拒绝了，“现在你安心去帮别人。”
我想留在这个城市了
随着封城，武汉市内各区逐步封闭。不同区域之间需要通行证才能开车通过。2月4日，申明要接送两位A友。在他意料之外的是，第一位A友是一位年过半百的老人，坐在后排。第二位A友同样超过了五十岁，见到后排有人，便坐到了前排。
申明很佩服他们，“这么大年纪的人，都不是武汉本地人，而且也不会讲普通话，但却能够通过他们户籍所在地的社群组织，绕了不知道多少个弯，最后联系到武汉相关社区的工作人员。”
两位老年A友一路上不停地对申明说着感谢，坐在前排的老人还掏出一包烟，要送给申明。申明忙拒绝了。等到两位老人在申明帮忙用普通话“翻译”下，分别开好了药物，又不约而同地站在金银潭医院门口，第一时间给之前帮助过他们的爱心人士一一打电话道谢。申明被这两位老人感动了。“很多老年人和对网络不熟悉的人，在疫情中是最容易被忽视的，因为他们无法发声。这两位老人，虽然素不相识，但能看得出，他们这一次真的是被逼急了。”
与老年A友的彬彬有礼相比，申明送的A友大部分都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甚至还有20岁的小孩子。这位小孩子在申明送他回到家后，主动要求加微信，在2月5日，小孩子忽然联系申明，“我和家人吵架了，能不能把我接出去？”申明很诧异，“你怎么了？这个时候不要出来，家里人会担心的。”但小孩子接连几天不断地联系申明，表示想来他这里住。最后，申明被逼的没办法，只能保持沉默。
有时候，申明回到家会觉得很疲倦。他很想休息一下。可第二天接到工作任务，依旧会穿好防护服出门。“听说现在摄像头如果拍到私家车在外面行驶，可能以后要扣分吧？”申明说，“都是大家传的消息。可我想自己反正已经出去开了这么多天了，就继续接送A友吧。”
2月8日，一直到夜里九点多，申明才忙完回到家中。厨房灶台上的锅里，盛着的还是早上出门前烧开的水，现在已经凉了。他重新点着火，虽然是元宵节，想自己亲手做汤圆，但回得太晚、肚子太饿，最终还是下了面条了事。这是他第一次在元宵节没有吃到元宵。
还是有开心的事的。这一天，申明给准男友送去了口罩和托人开出的药物。两个人在距离小区门口几百米的地方见了面。虽然只不过几分钟的时间，申明还要忙着去接其他A友，但见到准男友出院后精神不错，申明的心情轻松了很多。
进入2月以后，申明每次路过长江，都会忍不住多看几眼。江水依旧滔滔奔过这个城市，黄鹤楼沉默地矗立江岸，凝视着人口过千万的武汉。这些天以来，四处奔波接送A友的申明愈发对武汉三镇的庞大和繁杂有了深刻的了解。虽然长江大桥上的景观灯已经关闭，但是路上的灯光还在亮着。
申明不是一个很容易感伤的人，但这段日子里武汉的沉寂，让他觉得这个城市似乎蛰伏了起来。“我从小就在浙江长大，又在福建读了大学，”申明说，“最开始来到武汉工作，看到有人摔公交车的门、在地铁上打架，真的不太适应。感觉这个城市真的太生猛了，生猛里带着粗鲁。”
但疫情到来，因为种种原因，申明选择了留在这里，还成为了一名接送A友的爱心志愿者，“我想留在这个城市了，等疫情过去，也许会买个房子，在这扎根。”而做爱心志愿者接送A友，他说，“我会一直坚持到不再需要我为止。不再需要我就最好啦。”
文中人物为化名
采访、撰文 | 吴楠
